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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家外资法人银行大盘点(上)

发布日期:2019-08-10 20:41   来源:未知   阅读:

  近日,新疆伊宁县英塔木乡的天鹅泉湿地,上百只天鹅在雾气中“起舞”。每年都会有200余只天鹅在这里的湿地过冬...【详细】

  中新网6月6日电 (何路曼)复杂的中东局势再添变数6月5日,巴林、沙特、埃及、阿联酋、也门、利比亚和马尔代夫七国接连先后发表声明,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则回应表示遗憾和震惊,认为断交的举动没有正当理由。

  原标题:老人公交吊单杠 武汉六旬阿婆十分任性惊呆乘客 2月15日下午,武汉一辆377路公交车上,一名年纪大概6旬的老人公交上吊单杠,司机担心起摔倒出面劝阻,结果反被呛摔了算我的。话说这位婆婆还真是太任性了,这万一要是摔出个什么事来倒霉的岂不是自己? 老人公交

  前言:“洋行”在近代便进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境内洋行数量已达150家。到民国初年更是激增至约4000家。这些机构主要代理跨境贸易,向旧政府和洋人们提供各类借款。

  新中国成立后,仅有少数外资银行留在中国。直至改革开放,外资银行陆续回到中国,但初期仅以设立代表处的形式在境内开展外汇业务。

  自2006年底中国开始履行WTO入市承诺后,开始有外资分行改制为中国境内法人,享受国名待遇。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目前,外资法人银行的数量已达39家,外国银行分行及代表处的数量则更多。

  本文介绍的外资银行只是股东是外资,其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享受的业务范围和待遇业已完全中资化。受篇幅所限,本文不涉及外资银行在华分行或代表处。

  中国加入WTO,承诺在上海、深圳、大连、天津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一年内推广至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两年内推广至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三年内推广至昆明、北京和厦门;四年内推广至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入世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入世两年内外资银行可以对国内公司开展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外国银行可以为国内个人客户开展人民币业务。

  为了兑现入世承诺,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落实前述内容,但要求外资银行必须先设立代表处后,方可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

  而从事人民币业务必须在中国境内开业满三年,且连续两年盈利才能申请设立法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设立的外资法人银行。

  国务院颁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取消分行设立需设立代表处的前置性条件。

  同时将人民币业务的申请条件由开业三年改为一年,取消连续盈利要求,放宽同城支行数量限制,取消最低营运资金要求。

  《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颁布,取代2006年颁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彻底取消设立代表处的前置性条件。

  《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颁布,允许外资法人银行在境内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内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一系列综合服务。

  但在实际资质申请中,依然会受制于盈利状况和资产规模等因素,需要后续成长才能实现。

  同年7月,银监会颁布修订后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明确允许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入股中资商业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这意味着除已有的几种外资银行之外,传统的中资银行也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引入外资。

  最新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在2017版负面清单里尚存的银行业投资限制:

  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向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

  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

  设立外国银行分行、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境外投资者、唯一或控股股东必须为境外商业银行,非控股股东可以为境外金融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

  1家外国银行单独出资或者1家外国银行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

  外商独资银行与中外合资银行是注册于中国的独立法人机构,在业务资质方面受到的限制最少,几乎与中资银行相当,业务范围甚至超过民营银行的超国民待遇。

  外国银行分行虽可开展经营性业务,但不属于中国法人,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能开展的业务也有限。

  在具体业务上,目前法规明文规定的外资银行分行与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区别在于:

  2.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分行只能接受中国居民个人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定期存款。

  (根据2018年4月27日银监会官网发布《银保监会加快落实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举措》,外国银行分行吸收单笔人民币定期零售存款的门槛降低至50万元。)

  外国银行代表处不仅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也不属于营业性机构,主要从事与其代表的外国银行业务相关的联络、市场调查、咨询等非经营性活动。

  在资管新规以前,外资法人银行就喜欢销售结构化理财产品,相较于中资行大行其道的保本理财,这类产品虽然更没有吸引力,但却更为规范一些。

  外资银行珍视牌照的价值,因此一直以来都谨小慎微。在2011年开始,多数外资行开始要达标75%贷存比(2015年已经改为监测指标),结构性存款包括假结构的产品成为吸收个人和企业存款的利器。

  但即便是谨慎小心,即便是风险分散的结构化理财产品,也还是敌不过经济危机。外资银行销售的部分结构化理财产品,最高亏损幅度可达10%,在此前中资银行理财普遍刚性兑付时期,也常常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外资法人银行在中国的网点数量偏少,绝大部分外资银行网点少于与城商行,这大幅影响了其零售银行业务,也间接影响了其它业务。

  刚开始几年,零售业务扩张慢可能你还有一些监管对网点审批速度的问题,同城不能同时申请两家网点,先开业一家再审批下一家。

  不过从2014年开始,扩张慢更主要的原因是外资行自身战略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考虑到物理网点的成本与功能定位,银行其实在互联网渠道扩张以及潜在技术突破的前瞻性规划下,都主动放慢了扩展的步伐。这一点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一致。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外资行零售业务的颓势,主要是在于零售产品和服务本土化特征更加明显。相比于金融市场业务或大企业客户业务,小微和零售业务对本土化要求更高。国内零售网点和服务已经趋近饱和,加之新技术和渠道还在不断冲击,外资行想通过差异化服务开拓额外市场的空间并不大。

  由于网点较少,无法利用规模化优势降低展业成本,又因为早年在业务资质上的劣势,外资银行在客户的选择上倾向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狂飙突进,但原本在科技与理念上领先的外资银行却没有带领潮流,无论是普惠金融、网络银行还是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发展都未能领先于中资银行。

  外资银行在贯彻反洗钱制度、理财产品设计与销售和各项业务审批等诸多方面,都会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内部规章。

  外资行理财产品一大特色是QDII产品,因为和境外市场天然联系,在金融中国市场之后,申请QDII最为积极,一直以来外资银行的QDII额度占总的表外理财比重最高。

  这些QDII产品挂钩标的包括:高收益信用债,股票,黄金或石油等品种。最近几年海外市场尤其美股的长牛,也给投资者带来了相对比较丰厚的回报。

  总体上,除南商银行外,外资行很少发行非标理财。如果QDII不纳入资管新规规范的范畴,那么外资行的理财产品总体上受资管新规影响比较小。关键还得看部分保本的结构性理财后续监管是否参照子资管新规。

  在QDII额度方面,外资法人银行具有优势,银行类的总额度是148.40亿美元,外资法人银行占了110.7亿美元,约74.60%。不过从最新的外管局QDII额度管理改革思路看,未来新增额度将和表外理财总规模挂钩,从而新增额度未来将主要集中在中资银行。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2018年06月28日)》,具有QDII额度外资法人银行情况如下: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以下外资法人银行已具有开办代客衍生产品业务(远期、掉期)资格:

  东亚银行、南洋商业、友利银行、中信国际、富邦华一、法国巴黎银行、星展银行、汇丰银行、蒙特利尔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首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恒生银行、大华银行、德意志银行、瑞穗实业银行、华侨永亨银行、瑞士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日本三井住友银行、盘古银行、新韩银行、华商银行、企业银行、韩亚银行、永丰银行、国民银行。

  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蒙特利尔银行、渣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星展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大华银行、华侨永亨银行、富邦华一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中信国际、南洋商业银行、首都银行、永丰银行、国民银行。

  同时,还有大量外资银行分行已经获得代客开办衍生品业务(远期,掉期,期权)资格,此处就不一一列举。

  目前,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是银行间市场一级交易商。39家外资法人银行中,大部分是银行间同业拆借系统会员。开泰银行、华商银行、华美银行、正信银行、新联商业银行等少数银行你不在银行间同业拆借系统会员名单中。

  摩根大通银行、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有乙类国债承销团,可以参与记账式国债发行活动,进而可以向财政部直接承销国债。另外,渣打银行还是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和瑞穗银行只能承销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外资行参与银行间市场承销团情况详情见下表:

  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星展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目前是债券通做市商。

  总体即便获得资格的银行,当前实际承销业务非常少,投行部(多数嵌入在金融市场部内部)更多仍然是在境内企业境外发债服务境外母行方面更有优势。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尝试做市业务规程》,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机构名单(截至2018-6-22)如下: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外资银行目前在中国发行过金融债的有:星展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中银香港、大华银行、东京日联银行、瑞穗银行、南洋银行。以下是当前仍然存续的金融债。

  外资行中目前只有星展银行与2015年发行过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是20亿元,期限10年。附带5年后的赎回权利。发行时债券评级AA+,发行时主体评级AAA。

  东亚银行(中国)、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大华银行(中国)、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恒生银行(中国)、华商银行、汇丰银行(中国)、花旗银行(中国)、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花旗、华侨仅出现在《证监会公开募集基金销售机构名录(2016年9月)》中)

  截至2016年12月末,我国共有39家外资法人银行,下设分行315家,121家母行直属分行和166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31个,分布在70个城市。

  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由2007年29家增长到2017年39家,增长发生在2010年前;2012年后机构数量从42家下降为2017年的39家(2015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协和银行退出)。

  注:以主要股东注册地确定外资背景,例如,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与华商银行均实际由中信与工行控制,但因其股东注册于香港,故确定为香港。

  2007-2017年外资行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2.38%下滑到1.28%:

  虽然资产占银行业比重在下降,但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从2007年的12525亿元增长到2017年末的32400亿元,除2015年同比下降3.94%外,绝对值均处于增长态势,平均每年增长率9.4%;其中2010和2011年同比增幅达29.13%和23.60%。

  39家外资行中除了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新联商业银行(中国)、蒙特利尔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以及大新银行(中国)未能找到年报外,根据剩余33家2017年年报数据,考虑到可比完整性,我们列举资本充足率、杠杆率、ROA和ROE作为对比指标:

  资本充足率:我国银监会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2017年划定的标准是≥10.7%,其他银行≥9.7%,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历年均高于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体来说资本充足性较稳定,满足监管要求,历年波动幅度不大,同时也反映了外资银行资本利用程度偏低。

  从指标来看,外资行中达到ROA0.6%指标的仅有7家,达到ROE达到11%)的仅有2家,当然这两项所谓指标并不属于监管指标,只是监管的一个评估内容:

  注:计算ROE和ROA时候分母取值为2016年末和2017年末所有者权益/资产规模的平均值。

  从下图可以看到,整个银行业在2016年的盈利性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外资行从2015年一季度开始,到2017年一季度的指标数均低于0.6%,在2016年二季度达到0.25%的最低点,后慢慢回升,2017年一季度外资行ROA为0.56%;后续则维持在0.5%上下。2018年第一季度外资银行ROA为0.57%。总体来说,外资行的盈利状况不理想,但有回暖趋势:

  ROA还有一个指标是成本收入比,虽然只是股东用来考核管理层的指标。但有时候也监管层的业务资质挂钩。国内全国利率自律定价机制的成员,就需要ROA和成本收入比达标,其中成本收入比不高于65%,(2018年版外资行CIR达到75%,ROA达到0.3%,NIM达到0.8%为合格线,较之前有所放松)很遗憾,外资行由于高额的营运成本,导致成本收入比普遍高于放松后的门槛,只有极少数的几家银行能偶低于这个数字。一旦多项指标不达标,则不能申请银行间发行大额存单或同业存单。

  (注:如果10项指标中达标8项,可参评自律机制观察成员,可申请发行银行间同业存单,如果10项指标全部达标,可参评自律机制基础成员,可申请发行对客大额存单)

  我国银监会对于不良贷款率的监管标准是≤5%,从统计数据来看,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

  我国银监会对于拨备覆盖率的监管标准是120%至150%(目前各地银监局正进行首次一行一评,我国外资银行的准备金充足程度虽然不比中资银行,但满足监管要求。

  本地法人化的决定是对中国市场的憧憬,也是对未来机会的期许。本地法人化成本高昂,任何一家外资银行都是仔细思虑权衡利弊之后的慎重决定。

  一旦成立本地法人银行,境外母行需要注册至少10-40亿以满足其监管要求。

  银行信贷监管要求最核心之一是单一贷款集中度和集团授信集中度:10%单一贷款集中度,即一家银行对中国境内的大客户贷款总额不超过净资本的10%;一家银行对一家企业客户及其关联方授信加总不超过净资本的15%。

  一旦法人化,外资银行不得不根据当前及未来可能服务的大客户信贷规模和风险暴露水平进行注资。从2007-2008年首批法人银行注资情况来看,基本外资法人银行的注册资本金都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上。

  根据最新《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对非同业单一客户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非同业单一客户的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15%,商业银行对一组非同业关联客户的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20%。

  可惜的是,外资法人银行注资利用率并不高!从2008年开始,除少数中小企业客户发展比较快的外资法人行,多数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20%以上,远远地高于中国银监会10.5%的监管要求。

  表面上看上起来,资本充足率这项监管指标越高,银行经营就越安全。但实际上,越高则意味着净资本没有充分利用,资产端业务远远没有发展起来。

  从2018年第一季度,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外资行的资本充足率也达到了17.43%,资产利润率仅为0.57%。而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14.63%和1.13%。外资银行在资产规模和资产运用效率上全面落后于国有银行。

  由于不能灵活管理单一集中度和资本充足率两项监管指标,导致资产规模越小的银行,受到的制约越突出。外资银行的整个风控体系基本是机械复制母行,在法人化转制初期的前几年里,中小企业客户拓展非常缓慢,个人房贷业务也是集中于一线城市,发展跌宕起伏;短期资本消耗性的资产比如票据贴现、部分非银行同业业务虽然可以满足平衡资本浪费,但外资行风控体系决定了不可能单独为提高资本利用率加大杠杆。事实上,多数非银同业和中小型中资银行都进不了外资行的同业授信名单。

  虽然外资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少量大客户以银团贷款或者其他方式减轻单一贷款集中度的压力,但一要看该客户对银行的重要性,二是中资银行做大规模贷款融资的能力越来越强,挤压了外资银行银团贷款的市场机会。

  从上面的统计列表看,超过30%的资本充足率银行有:瑞士银行(中国)、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永丰银行(中国)、正信银行(中国)、国民银行(中国)、盘古银行(中国)、摩根大通银行(中国)。

  除前提及的贷款集中度和集团授信集中度之外,还有其他核心监管要求必须满足,包括流动性指标、存贷比、拨备覆盖率等。

  流动性指标要求流动性资产除以流动性负债不得低于25%,这个对外资银行压力不大,可以轻松管理。

  另外一个指标是存贷比(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对刚刚法人化的外资银行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银监会给了外资行3-4年的过渡期,王中王今晚开特结果,多数外资银行直到2011年才正式开始执行。75%的存贷比红线亿的存款。

  外资行法人化后人民币业务最大软肋就是负债端很难吸收到企业和个人的人民币存款。通常采取的策略是较高的人民币同业负债,来匹配贷款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法规不允许金融机构将借入的外汇外债结汇成人民币)。值得庆幸的是,2015年中国银监会改革取消了存贷比的监管要求。

  吸收长期限的保险存款,如将保险公司协议存款被纳入一般性存款放大存款分母。

  发行结构化理财产品。有意思的是,许多结构化理财其实多数是假结构产品,比如将理财收益挂钩的LIBOR利率设置在0-8%的区间。实际上自1970年代LIBOR被创造出来之后,就从来没有突破过0-8%的高低区间!这种结构性理财产品和银行存款高度雷同,目的是突破存款利率上限约束,吸收存款。

  托管、代理结算业务、为海外参加行提供人民币代理行服务,不过这只有极少数具备托管资质的外资银行才有的机会。

  十九大以来实行的积极稳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各种政策似乎是的外资银行的发展迎来了利好。这些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调整方面,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机构从事与政府债券相关业务。

  有关更多监管指标的文章,可以参考笔者此前的文章《精华版:银行各类计算公式》

  公司治理问题比前面的监管指标更难解决,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业务实在太小,外资母行不可能赋予中国本地法人银行在公司诸多管理环节自主权。

  外资银行都是按照业务条线(BU/SU)化管理,中国本地的两会一层形同虚设。条线化管理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各业务部门主管的主要汇报路线是亚洲区或集团总部的业务部门主管,并不直接报告给中国区的CEO或行长,年终的绩效考核、奖惩升降也与中国区的CEO或行长无关。本地的报告路线仅仅是为了应付中国银监会的监管要求。这种直接报告给境外,同时报告给本地董事会的结构,外资银行称之为“矩阵式”报告路线。

  大多数外资行CEO、总行行长或副行长都不是全职的独立高管层,而是由业务部门主管兼任。这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必然是最赚钱业务部门的主管、在亚洲区或集团总部人脉的主管话语权最强。

  即使如此,这些高管层的第一职责仍然是本业务部门主管,对其他部门也行使不了管理职能,只能协调建议。本部门重大事宜尚且需要事事向母行汇报,更不要说涉及跨部门的决定了。常态式的议而不休,议而不决,大大降低了决策效率。而在全行发展战略、业务风险偏好、分支机构扩张、人才培养、年度授信总额度等重大议题上,中国区高管层说了不算,必须听命于境外母行决策。

  笔者观察下来,外资行公司治理是否相对本地化的标准之一是高管层是否全职独立,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则是通过文化认同和语言沟通形成的员工凝聚力(或者说高管本地化中文化程度)。

  而事实是:多数外资银行员工的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并不高,只能应付普通的交流和邮件往来。在纯英文的办公系统和业务环境之下,在电子邮件里用英语交流复杂的中国法规和业务问题,这是每一天的日常工作状态。

  如何把总行、地区总部和本地高管层的战略、愿景、期待、忧虑准备传达给每一个员工,鼓舞士气、激发斗志,这基本被外资银行忽略了。外资银行普遍没有行长办公室,董事会秘书只有一个人,甚至工会也没有,员工只是通过高管层每年群发给全体员工的几封电子邮件来接受信息而已。偶尔举办几次小型的行内会议(TOWNHALL),也是以集团总部大佬来访和发布业绩为契机,短短一个小时而已。

  这也意味着员工和银行之间的情感依存微弱,更多的只是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劳务关系。

  经过8-9年的本地化经营,当前发展比较好的几家母行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外资银行本地管理层也逐步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凝聚力,其中语言沟通和文化认同感作用至关重要。

  这是一项极高的成本项,中国银监会也给予了3-4年的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所有的本地法人外资银行涉及业务的关键系统都必须本地化,服务器和营运人员要求在境内。

  这对于中国监管层而言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因为这涉及基本的金融信息安全和客户信息安全问题;但对于很多小外资银行而言是非常苛刻的要求。

  其实监管也做了适当的变通,执行口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与外资银行反复过招后的力求利益平衡。

  其中,汇丰、东亚、澳新、渣打等行动果断,银行集团不仅在中国建立数据或运营中心,还甚至将少部分区域中心也放在国内。